我出生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古城扬州虽地处江北，但其人文历史与江南同脉，故而历来以江南名之。古书典籍里有关扬州的诗词、文章、名人传记不胜枚举，见证了这座古城曾经拥有过的辉煌历史。随着岁月苍桑的变迁，漕运为现代交通所替代，扬州作为古代繁华都市的盛景早已风光不再，但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却文脉相传在潜移默化中润泽着这块土地上的后来者。

绘画是我自幼喜欢的事情，十年浩劫文艺百花凋零的岁月是我懵懂学习绘画的开始。幼儿园大班随手临摹的毛主席画像，因有几分相像又因母亲的偏爱被她惊喜地拿给教图画课的同事看，得到了他的夸奖，并添上了下巴上的痣，还送我一张题写着“赠给小画家王野翔”的绘画印刷品。在育才小学读书时，文体老师在教室过道的墙壁上画宣传画。我独自站在旁边一直看到天色将黑老师收拾画具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学校大门口正对的是扬州铁工厂会议室的后窗，厂里搞美工的师傅常在这里画宣传画，每天放学路过窗口，我都要踮起脚尖往里看。文革开始后，学校经常停课，父母亲也被造反派关了起来，为了防止年幼的我们没人管束在外闯祸，父母委托我的大舅妈来照顾我们的生活，将我和市二中的另一个孩子反锁在屋内，无事可做的我们开始临摹文革中油印的毛主席头像和样板戏剧照，这大概算得上是我学习绘画的起步吧。对于绘画我是天生有一种执着的偏爱，或许这多少与母亲的外公曾是宫廷画师的遗传基因有关。

我的父母亲分别是中学和小学教师出身。父亲从小临习颜体楷书，写得一手好字，在我记忆中每逢过年，邻居们都要请他帮助写春联。父亲读过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小的时候我就翻他书架上王力编篡的《中华活页文选》，对照译文，一知半解地读上面的古文。母亲祖上本是大户，后来家道中落，做过童工；她上学虽晚但读书聪慧，小学课程是在连续跳级中读完，继续升学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选择了不用交学费的师范学校。在我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地给我创造条件，为我的每一点点进步而由衷的感到欣慰。父亲的老同学朱旭是扬州著名人物画家，为人作画踏实、严谨，父亲将我托付于他，为我打下牢固的绘画基础严格把关。我的大伯知道我喜欢画画，很早就给我送过彩色铅笔，这对幼小的我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年龄稍大，他又将珍藏多年的六大册从各种画报、杂志上收集的美术作品剪贴送给了我，使我在文革中艺术园地一片荒芜的情境下能够吸收到一点有价值的艺术养分。

上中学后，班主任兼年级组长倪斌老师和教美术的曹植洪老师时常安排我参与学校的宣传布置工作，让我在实践中锻炼了动手能力。曹老师课余还将我们各年级的美术爱好者组织起来画素描、色彩、石膏、静物写生，并将他大学时代的课堂作业挂在教室里供我们观摩研习，我和美术小组的同学也常常一起去轮船码头画速写，晚间请来邻居家的小孩或请我的父母弟妹做模特，与画友们聚在十五瓦昏暗的灯光下画头像写生。这期间，我们接触到了浙江《工农兵画报》连载的“人体解剖知识”、前苏联的《素描教学》、美术出版社出的《工农兵形象选》、《黄胄速写》等，对我们学习人物素描、速写起到过很好的示范作用。

高中毕业后在半年多的待业时间里，经画友介绍到扬州京剧团帮助画布景，认识了萧和老师，在他那里，看到了《门采尔速写》和当时省画院亚明院长出访越南所画的水墨人物画；而萧和老师的速写基础扎实，方寸之间能将人物头像勾画得惟妙惟肖让我至今难忘。当时扬州文化馆组织工人业余美术创作培训班，我和画友一起去旁听，后来得到文化馆老师的默许干脆跟着一起画素描，搞创作。这期间看到的《费欣素描》对我学习素描人像写生影响很大。而在培训班创作的《学农》入选了“全国首届年画、连环画、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更坚定了我将绘画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事业追求的自信心。

1977年，怀揣着参军和绘画的双重梦想，我服兵役来到了四川大凉山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十分幸运的是新兵连的训练还未结束我就被基地电影队要了过去，并安排我上北京参观“庆祝粉碎‘四人帮’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这个画展中的作品与当时的电影、文学同步表现了“十年浩劫”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伤痕，画家们积压在心底的真情如同火山爆发，在技法上他们抛弃了文革中“红、光、亮、高、大、全”的表现模式代之以批判现实的写实画风，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展览中的许多作品如《1976年某月某日雪》、《为什么？》、《十里长街送总理》、《总理的睡衣》......对我心灵产生的震撼至今印象深刻，让我见识了通过写实手法表达现实情感能够有如此强烈打动人心的力量，这对于我后来的创作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不无影响。

在电影队放电影、画海报和幻灯片之余，我坚持画素描、速写，搞创作。当时部队十分注重人才培养，我曾有机会先后五次参加了国防科工委举办的美术创作学习班，国画、油画、版画、年画、连环画都进行过尝试，其间描绘贺龙与乡亲鱼水深情的《亲》，表现周恩来和导弹部队战士的《你们的事业是光荣的》，反映延安八路军战士拉毛驴送报纸的《边区日报》等作品分别获得建军50周年全国美展和国防科工委神剑美展优秀作品奖，这对当时身处山沟，信息相对闭塞的我来说，已经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但在云南昆明参加的一次学习班结束后，正好遇上了巡回到昆明展出的《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在罗中立的《父亲》；何家英的《春城无处不飞花》等作品前，我徘徊了很久，我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和微不足道，也认识到接受正规院校学习的重要。

1984年国防科工委文化部从培养基层美术骨干队伍考虑，出面与天津美院接洽，帮助我们通过地方成人高考到美院深造。我们自己则没日没夜地复习文化课，积极准备迎接考试，经过数月刻苦努力，最后我和十多位科委系统的部队画友一起以优异成绩叩开了天津美术学院的大门。

进美院的第一学期，我们不分国画、油画、版画，统统被安排在一起上基础素描、色彩写生课。这段时间，何家英老师曾来班里看我们画的大卫石膏像，他对我画的素描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结构严谨、观察深入、层次分明，是全班最有才华的学员之一，能够得到仰慕已久的大画家的肯定，内心感到十分高兴，画得也更加起劲，对未来也充满了梦想与期待。分专业前的摸底考试成绩出来后，教油画的老师也曾建议我选择油画专业，但从自身气质禀赋和兴趣爱好考虑，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国画专业。第二学期开始一直到毕业，我和陈钰铭、叶向阳三人被插在绘画系国画班，与本科生一起上课，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王颂余、白庚延、陈冬至、杨德树、郑庆衡、何家英、李孝萱、杨沛璋等。

我们十分珍惜课堂和课后的一切学习机会，对我来说基础训练课程主要解决的是绘画技术问题，固然很重要。而课后与国画系老师们的近距离接触，感受他们做人做学问的态度，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才是让我真正受益终身的大学问。他们对传统精神的领悟、对生活感受的把握、对立意境界的追求、对构图造型的推敲，以及在具体画面处理上的一些认识深刻的影响了我。何家英老师“萃众美于一炉、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单纯而不简单”这些精辟的见解和言传身教对我们艺术认识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进入国画班后不久，正好赶上“85美术新潮”，学校氛围非常活跃，课后常有从外面请来的老师搞讲座，讲佛洛依德、萨特、尼采；讲德加、梵高、塞尚、马蒂斯和毕卡索；讲国外雕塑、建筑、时装设计；讲齐白石、黄宾虹；讲易经、讲书法审美······。我们整天处在各种知识、信息的包围之中，这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拓宽视野、提升人文素养起到了很大作用。

然而，面对全盘西化的思想观念和大量涌现的模仿西方各种流派的绘画作品，我也有过不知所措，也曾想着尝试去搞一些创新，但经过一番折腾，终因感觉力所不逮被自己给否掉了。我觉得与其脱离自己熟悉的生活，不顾自身的实际情况，不考虑自己的情感去追赶潮流搞那种没有根基、不伦不类的所谓创新，还不如脚踏实地、依托自己掌握的绘画技能老老实实地画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更为靠得住。

记得在一次学校联欢会上，几个披肩长发嬉皮士打扮的同学弹着结他一本正经地唱了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那种颓废形象与红色歌曲形成的反差显得十分滑稽，给人一种颠覆性的情感体验，让台下的师生忍俊不禁。油画专业平常比较正统的一位教师也如法炮制，上台唱了一首《造反有理》，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东施效颦，让人倒了胃口。这让我意识到不顾自身条件一味模仿他人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选择符合自身条件、适应社会文化生长土壤相对稳健的绘画发展道路对我来说更为合适。

尽管如此，85美术新潮对我的影响仍是深刻的，首先是视野的拓宽让我对绘画的认识不再那么狭隘：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中国艺术家就把西方美术史演习了一遍，让我认识到艺术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现实主义并不是绘画的唯一，从而对于其他不同风格流派画家的追求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包容。其次是求新求变、标新立异的愿望从此深深扎根：成为我不断超越自我的内驱动力，不再轻易满足现状故步自封；另一方面，对于绘画本体的认知让我不再被自然主义的再现客观事物捆住手脚，在创作中开始注重形式美感的追求，有了更多自主发挥的空间与自由。

天津美院的学习生活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系统的专业训练和良好的学术氛围为我此后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回到地方画院，我努力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出发，围绕反映熟悉的生活，创作了一些主题性绘画作品，开始连续在一些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上展出、获奖并在许多专业美术刊物上发表。这个时期的作品有《银装》、《肩负着民族的期望》、《霜叶红于二月花》、《黎明》、《走进阳光》、《征途漫漫》、《少奇同志在微山湖上》、《黄河之子》等等，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部队生活，但又不是现实生活的照搬照抄，而是试图以一种似水流连的追忆与诗意情怀的抒发作为绘画的情感基调；在表现技法上，主要以工笔为主，但并不拘于某种形式和技巧，而是根据画面内容的需要尝试采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特定的意蕴。与此同时，我还以部队所在地大凉山彝族生活为依据创作了《大山的女儿》、《凉山月夜》、《春风轻轻吹过》、《女儿沟》、《秋露》、《向阳坡》、《和风》、《赶羊沟纪事》等作品，这些作为主题创作的副属产品比较注重绘画形式感的尝试，画面更倾向于追求唯美和装饰性趣味。比较符合当时的生活境遇和心理状态。

随着创作成绩的不断积累和社会工作的磨练，90十年代后期，我被纳入了江苏省“333工程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的行列，随后又担任了扬州画院副院长、扬州市美协副主席的职务。社会责任的担当让我开始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审视自己创作的意义和未来绘画的发展方向。同时，出于对周围传统型画家通过写意自由抒发情感的向往，我开始考虑尝试从工笔画向水墨写意画的转型。

此时，恰好天津美院的颜宝臻老师给我来信，说他从日本朋友处听到过不少有关扬州的传说，同时对扬州八怪又十分景仰，很希望有机会能到扬州看看。在学校时，颜宝臻老师任教于师范系，与我们接触不多，只是在学校出画册拍画时看到过他的两张水墨人物画作品，还在《连环画报》上见到过几套他用水粉、水墨、线描等不同手法创作的连环画，觉得他与许多同辈画家比较，在兼具中、西绘画修养的同时尤其在水墨画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特别擅长用水用墨。所以很希望能看到他更多的水墨人物画作品。于是我请他顺便带些作品过来办个展览与扬州画家进行交流。在陪伴他的那些日子里，从交谈到看他作画，对我的确颇有助益。正是从那以后，我陆续开始了以水墨画的方式来进行创作，获得首届江苏艺术节银奖的《林散之先生像》是第一张尝试以水墨画进行的创作，当时受形象的制约对笔墨的驾驭还有些被动，被一些同道批评是素描加水墨，尽管如此，我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由工笔向水墨画转型的一个过程，并不能代表我所努力的最终结果。

98年秋，周京新老师为满足南艺校友王国斌、刘红沛、李鼎成、崔进等几位人物画家重温学生时代旧梦，通过水墨人物写生推动创作水平提升的愿望，筹办了一期人物画高研班。我也抱着回炉再深造的想法加入了这个班的学习行列，每天对着模特画水墨写生，这种水墨画的实践过程与交流氛围为我提供了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周京新老师要求我们把水墨人物写生当创作画，实际上是提示我们在写生的过程中不要受客观对象的束缚，从模特身上仅仅是获得启发，目的是要挖掘出自身创造的潜力，这一理念无疑帮助我把握住了水墨画创作的要领。

两千年的时候，我从扬州画院调到了江苏省文联，为了巩固水墨画创作的学习成果，我开始酝酿画一个时期的水墨人物肖像画，当时网络上评选出十位国学大师，正好将其作为水墨肖像画的素材来进行表现，试图将中国文化名人内在精神气质的与水墨画表现语言所具有的人文内涵相结合，以期获得更为丰厚的审美效应。这个系列完成之后，我又借助朋友从青海带回来的一批藏民照片进行系列水墨画创作，从中体会笔墨的抽象结构，尝试一些现代构成的表现方法。

2007年江苏省国画院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画家。或许因为我在主题性绘画创作方面有些优势，有助画院不同类型画家结构的形成，经过过关斩将的几轮考核后最终得以入围，而我自己也从此圆了成为省画院专业画家的梦想。

随着画家个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对艺术创作本体价值的回归，绘画的价值取向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伴随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绘画商品属性的逐步凸显，画家实现自身价值的渠道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单一；此时主题性绘画创作其实已经受到许多画家的冷落，由过去的主流地位变得相对边缘化了。继续从事主题性创作在有些画家看来似乎是有些落伍了。是应当与时俱进，适时调整自己还是应该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走下去？我想，艺术品虽说是艺术家个人创造的产品，但它同时又是全社会的财富。艺术的本质是揭示、去弊和唤醒，而非单纯的模仿、宣泄与颂扬；它是精神价值的寻觅，而非功利目的的追逐和纯然的感官享受。艺术的本质决定了它不仅要反映生活，同时也要引导、造就生活。艺术身兼审美、认识与道德活动于一体的性质，使其必然要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诸如道德、宗教、政治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之服务。艺术家在进入创作时不能不考虑到自己作品的社会价值。所以，边缘一点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从事的人少了更显得可贵，基于对主题性绘画创作所具有的深刻社会意义与精神价值的充分认识，我坚信主题性创作不会随着艺术多元化的发展而丧失其自身的艺术价值，作为多元化中的一元主题性创作仍然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拓展空间。

在进入画院的这些年里，我继续在主题性绘画创作中辛勤耕耘，创作了表现重要历史事件的《小河村会议》、《第一次文代会》、《马背上的医院》、《捉放韩德勤》、《夜袭新丰车站》、《张之洞与江南武备学堂》、《春潮——邓小平与习仲勋在1979》等作品，并历时十个月创作了大型水墨画《民族的星空——第一次国共合作》、承担了江苏重大历史主题精品创作工程《国宝南迁》的创作任务；还创作了表现时代主题的《废墟上的旋律》、《大美人生——徐悲鸿》、《丹青风流》、《明天》、《民以食为天》、《焦裕禄》、《冀中帅哥》、《溶溶月夜》、《日当午》、等作品；表现开国元勋的大将组画《粟裕大将》、《徐海东大将》；表现农民工生活的《正午》、《夜归》、表现藏民生活的《圣山祥云》、《圣土》、《净界》、《朝圣者》、《夏河水暖》、《高原之子》、《天籁之音》、《高原骑手》、《母与子》、《雪晴》、《夜行》等。用自己的画笔追忆消逝的历史身影、记录时代前行的脚步，寻求内心神圣价值的彰显，是我要坚持的审美理想与追求目标。

不去追逐当下所谓的潮流，也不去追求所谓的时尚，踏踏实实地画自己的作品，画自己的感受。不断地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朴素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这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工作。